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几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一所儿童医院看看。
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孩子们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只能珍惜。
这种细节让人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与事实相反，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连忙把他们拦住，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支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运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以上这些，只是一个文人的感慨，无足轻重，想来在这个国家之外，不会有发表上的困难吧。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