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岁。
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最不开心的事情是，原来的小朋友找不到了，新的小朋友还玩不起来。人生第一次，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忧郁。
这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人书摊”看连环画。
“小人书摊”是当时上海特有的文化景观。在居民社区的街道边，一个老大爷展开了一排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连环画故事书。这些故事，包罗古今中外，有不少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的作者，很多是知名画家，画得相当精美。“连环画”三个字，用上海话一读含糊不清，因此大家都叫“小人书”。租看这些小人书很便宜，一分钱一本，却只能现场看，不能带走，因此书架前放了很多小凳子。
这是我到上海后去得最多的地方，许多影响毕生的中外故事，也最先从那里得知大概。像我这样的孩子实在不少，那些小凳子每天很少有空位。
这天，直到书摊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我才从一本小人书中醒过神来。时已黄昏，要收摊了。一看四周，除了我，已经没有别的孩子。
我连忙把手上的那本小人书还给老大爷。这本书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这是一个历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故事，熟悉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复述一遍。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初读时印象最深的碎片，勾勒几笔。
一位地位很高的人，独自在江边弹琴，却被一个打柴的樵夫完全听懂，他们就成了朋友。一年后弹琴者再到那个地方寻樵夫，却听说樵夫已死。他悲痛地寻到山间坟墓，把那张琴摔碎在墓碑上。
我的童年，对江边樵夫、山间墓碑之类很熟悉。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一下子挣脱了童年。一连串疑问立即产生，而且从此挥之不去：
真正听得懂自己的，只有一个人吗？那么多朋友中，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以前一定并不认识，也不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一旦遇见，确实能够很快彼此相认吗？
找到了这个人，却又失去了这个人，真会墓碑摔琴，把自己的心声一起埋葬吗？
……
正是这些问题，陪着我一步步长大。
长大后，问题更深入了。
我终于知道，这个故事出自《列子·汤问》。那一对朋友，不是靠别的一切，完全只以琴曲结下生死之交。弹琴者俞伯牙心在高山，听琴者钟子期立即听出来了；过一会儿俞伯牙转向流水，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因此，“高山流水”成了千古至谊的代称。
有了这个代称，中国人心中的千古至谊，也就与山水呼应，由山水作证，如山水永恒了。
《列子》按理应产生在战国时代，所写的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应发生在春秋时代，那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有学者认为《列子·汤问》出于魏晋人之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故事的真实程度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一两千年间，无数中国人都以这个故事来建立友谊信仰。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阅读、谈论、企盼中，因此已经变成了一种“过**实”，比故事本身的真实性更有意义了。因此我坚信，既然有过“高山流水”这种友谊信仰，那么，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最懂得友谊的族群。
当然，也恰恰因为是“高山流水”，中国人也是在友谊问题上最谨慎、最期待、最悲观的族群。
每个人，也许都有可能遇到那个“钟子期”，但机会太小了。那个地方，会在哪里？
如果真是遇到了“钟子期”，那么，相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谓“极而不永”。很快，一方断命，一方断琴，两相足矣。至情至谊的可贵和可哀，本为一体。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得更多的，不是向外面找，而是向自己找。自己心中，究竟有没有“高山流水”？这是获得至谊的基础理由。没有这个基础理由，也就没有“钟子期”；有了这个基础理由，也未必遇得到他。这是一种茫然的等待，凄惶的寻找，其实都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
一九七七年，人类向外太空发射了一个特殊的飞行物“旅行者一号”，向外星人送去了一系列自我介绍。介绍中国的，便是古琴曲《高山流水》。
我读到这条新闻时心中一怔，半日无言。这就是说，我们把尚未谋面的外星人，也当作了“可能的钟子期”。只是希望，在茫茫宇宙间，有人懂得我们。
不懂？不要紧，我们一直寻找着。边飞行边寻找，边寻找边飞行，直到没有尽头的尽头，也就是永恒。
科学家霍金提醒大家：千万别去惹外星人。因为，我们太不了解他们，他们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我们。
太高、太大的友谊企盼，必然会带来太高、太大的生存风险。人类的前景如何？实在不得而知。每当我们抬头仰望苍天的时候，只须知道，在那里，不可想象的远处，有一支《高山流水》的琴曲，在找寻友谊。
估计是找不到，但是，总算在找。这其实也像地球上的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