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是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为什么？
想来想去，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人生的课题与每个人有关，却不是一个专业，因此也没有专家。随口一谈就像是专家了，有冒充之嫌。
二、有能力谈的人一定还活着，而人生课题的焦点却在最后的时刻。未及焦点，谈之浅矣。
我曾设想过，有资格谈论人生的人，一定是一个临终者，而他的思维等级和表述等级又足以让人信任。
这样的人当然不少，但在中国，他们失去了谈论的权利。
原因是，按照中国民间的习惯，不允许临终者平静地说很多话。只有忙碌抢救，一片呼喊，一片哭声。
模式化的临终、模式化的送别，剥夺了太多的珍贵。按照不少人的说法，这是中国亲情伦理的最终暴发方式。但在我看来，也可能是最终遗憾之处。
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
老人的衰弱给了子女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
人们只是在挽救着他们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最后感悟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功过的总结、对事业的安排，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难以弥补。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
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
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
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
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
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似乎很难实现。但他果然出现了，不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对我来说，他的出现，可以一补多年来一直挂怀于心的中国式的遗憾。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课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因此，我要把它推荐给中国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