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中国的“君子之道”略作批评。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字称颂它，因此也有必要说一说它的负面效应。
我曾多次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疏淡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中国君子并未被赋予“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康德）的职能。因此，君子受谗夫之谤，本是一个“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重大话题，却得不到公共理性的保护。其他君子即使“打抱不平”，也不存在正常的伦理身份。这一来，君子一旦受谤，只能面对以下几项选择：
一、请求朝廷为自己洗诬，即“平反”；
二、不与谗夫辩论，只是反躬自省。如果自省之后诽谤仍然不止，证明自己的修养还不到家；
三、如果名声已被诽谤彻底毁坏，那就安心领悟“名高必坠”的道理，不再执着谁是谁非。
这三项中，第一项靠的是事外力量，第三项靠的是事后安慰，因此关键是第二项，即把诽谤事件转变成了一个自省事件。在君子之道中，不难找到以下这些让人感动的话：
“吾日三省吾身。”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何以息谤？曰无辩。”
“修之至极，何谤不息。”
“谗夫毁士，如寸云蔽日，不久自明。”
……
总之，按照这种高尚的说教，君子如果遇到了谗夫，遇到了诽谤，只能静静地等待，深深地自省。
这种自省哲学其实也就是退让哲学。君子们在唾面自干的忍辱功夫中，把世间的真伪之别、是非之别、善恶之别全都混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泥潭，埋没在这个泥潭中的，不仅是无数君子的尊严和生命，而且还有社会的公理、人间的正义。
至于“名高必坠”的逆反哲学，看似冷静，其实还是支持了谗夫。因为谗夫是让高名坠落的推手，如果这种逆反哲学成立，他们反倒代表了历史的力量。
即使大家公认，那些高名的坠落是不应该的，那么，这种哲学又会转而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安慰，说那些高人即便暂时坠下，也会刺激他们取得更高成就，迟早会挽回名声。为此还不断举出例证，说哪个军事家因受诬而遭断足，反而写出了兵书；哪个大诗人因受诬而遭放逐，反而写出了名作……
这种安慰，仍然让谗夫代表了历史的推手。从所举例证看，完全“以一概万”，把特殊罕例当作了天下公式。千百个高人被谗夫整倒了，只有一两个侥幸存活，怎么能以这种稀有的侥幸来掩盖无数的冤屈？何况，即便是这些稀有的侥幸，也煎熬着巨大的痛苦和伤残，实在是人间正道的反面。
总之，当君子的名声受到谗夫攻击，君子之道老是在教育君子、训诫君子、安慰君子、说服君子，却没有任何力量来对付谗夫。这就使君子之道失去了自卫的依据，任凭自己的信奉者、追随者一次次被攻击、被包围、被泼污。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重大的功能缺失。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杰出人物不得善终，多数响亮的名誉只能追加于他们去世之后，社会机制永远重复着“优汰劣胜”的潜规则，都与君子之道的这种功能缺失有关。
更可怕的是，这种传统沉淀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共识。只要君子蒙谗，多数民众的目光只会集中审察君子，而不会审察谗夫。审察君子，主要也不是审察他们究竟有没有被冤，而主要是看他们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自省程度和退让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民众其实都站到了谗夫的立场上。
民众不明白“他人的名誉不可侵犯”，只相信“他人的名誉不可容忍”；
民众不明白“名誉的多寡决定着社会的等级”，只相信“名誉的毁损充满着世俗的愉悦”；
民众不明白“名誉的废墟是大家的废墟”，只相信“大家的废墟是大家的平等”……
这一系列观念的长久普及，使谗夫们逐渐升格为“揭秘勇士”、“言论领袖”、“爆料专家”，从者如云，一呼百应。
应该说，世界历史上，谗夫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特别神通广大；诽谤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足以排山倒海；冤屈处处都有，唯独在中国，伤及精神主脉。指出这一事实，并非否定历史，反而更对中国历史上的万千君子肃然起敬，他们实在辛苦了。
他们总是因为德行高尚而走投无路。在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选择下策，那就是想尽办法请求朝廷为自己洗污。因为当社会舆论总是站在谗夫一边，君子们唯一能指望的，只能是极权中心。
但是，朝廷并非由君子组成，历来对君子遭受的困境，无法感同身受。朝廷所警惕的永远是权力失衡，而谗夫们的种种作为，永远不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在多数情况下，更让朝廷头痛的，不是谗夫，而是君子。因此，君子在危难时分求助于朝廷，几乎无救。
很多君子自杀，正是因为看透了这层秘密。但是，还是有不少君子留下了哀怨的眼神。其中，包括伟大的屈原和司马迁。
为了名誉而向朝廷求助的君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这么一个柔婉蕴藉的东方女性美的最高代表，居然也会为名誉奔波了大半辈子。
这种反差，再强烈不过地凸显了名誉与君子之间的艰难关系。对这件事，我曾不止一次论及，那就不妨在本文中作一点较完整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