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了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活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威信”，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时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撒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子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安份守己。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嗻’，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估截！”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因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价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因为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连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十分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在比三伏天讨唤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个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路过这戈什哈门口，看到那人在院里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他看了一眼，并没在意。他走过去后，只听背后咣当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这才引起他警觉，心想：“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怎么突然显魂了？”想到这，连家门都没进，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沙二爷，开门！”
这位戈什哈，去年夏天因为自己老婆往徐焕章门口扔西瓜皮，倒洗衣裳水被徐焕章老婆骂了几句，他曾到徐焕章门口寻衅打过徐焕章他爹一个耳光。这次回来一听说徐焕章发迹了，当了通司，先就有几分胆怯；偏偏刚才喝酒忘了关大门，被徐焕章看见了，又加了几分不安，所以赶紧关上了门。门关好后往回走了几步还不放心，又回来扒着门缝往外瞧。他刚一伸头，徐焕章正好用劲来拍门，几声山响，先吓走了他三分锐气。等把门打开，一见徐焕章那一脸假笑，干脆把为王爷保密的规矩全忘，只记得讨好姓徐的，以免遭其报复的心愿。于是问一句答一句，便把肃王奉旨回京议和的事全交代清楚了。
徐焕章第二天恭恭正正上了个密札，告诉东洋人善耆从西边回来了，正躲在府里抽大烟。日本人为这赏了徐焕章十两银子。这善耆正是日本人要物色的理想人物，他不光爵高位重，提倡洋务，而且跟日本特别有渊缘，有名的浪人川岛浪速，和他素有交往。日本占领军得到徐焕章的情报后，立即找川岛拉线，派安民公所总办柴贵亲往肃王府拜会，从此打下了今后几十年善耆一家为日本帝国效劳的基础。善耆为日本军队出的头一把力是由他出面推荐介绍三百名步军和绿营兵，为安民公所组织了一个“巡捕队”。日本人就把徐焕章派在巡捕队当笔帖式。后来八国联军撤兵，善耆就以这个汉奸队为基础办起中国最早的警务来。
乌世保在八国联军占领时，被抓去埋死尸，曾经碰见过徐焕章。只见他头戴凉帽，身穿灰布长袍，胳膊上带着白袖箍，手提大马棒驱赶中国人抬尸体挖坟坑。他想招呼一下，求徐焕章说句话把自己放了，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并且故意转过脸把帽子拉低躲过徐焕章的视线。他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宁可皮肉受苦，也不愿叫大伙知道这驱使自己的人原是自己的奴才。当时他咬咬牙忍住了，今日一见，这火又勾上来了，何况撞的是他的朋友？乌世保提高嗓门，慢悠悠地问：“我当是谁呢？徐狗子呀！你好大威风？”
徐焕章转头一看，不由得吸了口凉气儿，暗说：“有点崴泥！”这不是在巡警衙门，是在大街上，大街上还是大清国的法律，要叫他兜头盖脸骂一顿，往后怎么当差管事在人前抖威风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把事情化了，有什么章程回自己衙门再说。想到这儿，就满脸堆下笑容说：
“哟，主子爷，您吉祥！”跳下车来就打千，“奴才瞎眼了，奴才罪过！”
这时闯祸的车伕和听差赶紧躲开了。寿明见坐车的人请安赔礼，是自己朋友的奴才，也就不再发作，忙说：“不要紧，没碰着，走吧！”偏巧凑来看热闹的人里边有几个人认识徐焕章，早已恨得牙痒痒而找不着办法报复他，一见这机会，可就拾起北京人敲缸沿的本事，一递一句，不高不低在一边念秧儿。
“这可透着新鲜，奴才打自己的主家！”
“人家有了洋主子了，老主子还放在眼里吗？”
“子不教父之过，奴欺主是旗主子窝囊！”
“这话不假。”
“您不瞧，如今这奴才什么打扮，什么身份？再看这两位主子爷，那行头不如奴才的马伕鲜亮了！反了个儿子！”
“大清国没这个家法！倒退二十年，时松筠当了内阁大学士、军机处行走，他主子家办白事，他还换上孝服在主子灵前当吹鼓手呢！”
这菜市口是南方各省旱路进京的通衢大道，又正是游人登高归来的时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有人就喊：“打！”“噢，旗主还想靠他去攀洋亲哪！”
乌世保哪受过这种刺激，恰又喝了酒，便一扬手举起荷叶包朝徐焕章砸了过去，大声骂道：“你小子当官了，你小子露脸了，你小子不认识主子了！我今天当众教训你，让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看热闹的一见这穿得鲜亮体面的官员被个穷酸落拓的旗人砸得满头满脸猪肝猪肠、头蹄下水，十分高兴，痛快，于是起哄的、叫好的、帮阵的、胁威的群起鼓噪，弄得菜市口竟象谭叫天唱戏的广和楼，十分闹热火暴。
徐焕章见过世面，知道在目前这情势下若要反抗，大伙一人一脚能把他踩扁了，便红涨脸，垂手而立，口口声声说：“爷打得好，爷骂得对，谢谢爷教训奴才！”
乌世保是个中正平和人，杀人不过头点地，见他认了错，这气就消了一半。寿明在开头时虽很恼怒，可他是个冷静人，一听人们议论，一看徐焕章的打扮排场，觉出有点不妥，这人看样子眼下颇有权势，闹过了未必能善罢甘休。乌世保这样的旗主子，最大的本事就是今天这两下子了，这奴才真要使点手脚，他还未必有招架之功，赶紧又反过来劝解。乌世保这时酒劲已消了大半，便把口气放软，教训徐焕章说：“今天我也是为你好，你年纪轻轻，前程还远呢，这么不知自制还行？不要忘了自己的名份！去吧。”周围观客发出一片遗憾扫兴之声，也就散了。
乌世保回到家中睡了一觉，到晚上酒消尽了，回想起这件事，多少觉得有点过分，可也没往深处想。过了两天，这事传开了，认识的人见了面赞扬他“大义凛然，勇于整顿纲纪”，他这才意外地发现自己很有点英雄气概。他正想是否要进一步发扬自己这一被忽视了的美德，忽然刑部大堂派人来把他锁链叮当的拿走了。到了那儿一过堂，问的是他在端王府跟着端王画符，在单弦儿里念咒和报效虎神营的经过。他这才知道是把他当义和团漏网分子看待了，大喊冤枉。堂上老爷说：“你有冤上交民巷找洋人喊去，这状子是日本使馆递的。我们都担着不是呢！”便右手一挥，给他上了四十斤大镣，押到死囚牢去了。
乌世保的女人是香山脚下正蓝旗一位参领的女儿。旗人女孩，向来在娘家有特殊的地位，全家都得称呼“姑奶奶”，有什么喜庆节令，也不随众向长辈行跪拜大礼，因为保不齐哪一位姑奶奶哪一次应选会选进宫，不能不预先给以优待，这就养成了一些满洲少女的特别脾气。这些脾气跟好的内容相结合时，显着自信自尊，敢作敢为，开朗大度，不拘小节，若和坏的内容相融合，也会变作刚愎自用，不谙事理，自作聪明，不宜家室。
乌世保进监狱后不久，徐焕章忽然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看老主子了。说是那天在街上车伕冒犯了大爷，他专诚来谢罪。乌大奶奶哭诉，大爷被抓走了。他听了大抱不平，拍着胸脯说他挖门子钻窗户也要打听出大爷的下落，把他营救出来。大奶奶正着急得团团转，来了这么个义仆，自然信赖他，便托他搭救大爷。
徐焕章亲自领大奶奶见了刑部主事、办案的师爷。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大爷的案子是洋人亲自交涉的，非要大爷首级不不可，难以通融。徐焕章当着大奶奶的面向这些人说情许愿，这些人才答应找有权者说说情，但要的价是极高的。到了这时候，救大爷的命要紧，大奶奶哪里还顾得上银子呢？先收账款，后卖首饰，上千的银子都花出去了，还没有个准信。大奶奶刚要对徐焕章起疑，徐焕章把喜讯带来了。“大爷的死刑开脱了，明天请奶奶亲自去探监。”
大奶奶头一次进刑部大牢，又羞又怕。幸好徐焕章早有打点，该使钱的地方使钱，该许愿的地方许愿，大奶奶一说是探乌世保的，没费大事，见着了大爷。尽管两口子平日说不上怎么亲爱，这时一见可都哭了。大奶奶问大爷打官司的经过。大爷说头一天过堂要他供加入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他没有招认，此后就扔在死囚牢里不再问他。后来徐焕章来探监，偷偷告诉他已经买通了堂官，以后再过堂叫乌世保什么话也不回，只是大声哭妈，这案子就有缓。虽说乌世保对徐焕章的来意起疑，也禁不住抱一线希望去试试。谁知这么哭了几堂，竞然灵了。打昨天起把他换到了这个优待监房里来，伙食也好些，牢子也客气，都说他的死刑开脱了，可没见判文。
大奶奶叹了一声说：“平日我说话，你不放在心上，反把你那刘奶妈的唠叨当圣旨，死到临头才品出大奶奶我的手段来吧？告诉你，这死刑是我花钱给你买脱的，徐焕章是我指使来的！从今以后谁亲谁后，你掂量掂量吧！”
大奶奶和刘奶妈有什么过节，且不说它。当时乌世保对大奶奶实在是千恩万谢、五体投地，答应出狱以后，再不敢违背夫人的管教。
大奶奶回来后，见到徐焕章，满口感激之词，并问徐焕章，大爷何时才能出狱？徐焕章说：“以前花的钱，是买大爷一条命，这已人财两清了。要出狱还得另作计议。”大奶奶说：“我能变卖的全变卖了，再用钱从哪里出呢？”徐焕章就说：“我们家给奶奶府上经管着的一顷二十亩地，近年水旱蝗灾，也没出息，您不如把契纸给我，我拿它去运动运动，把大爷保出来。”
大奶奶从来没把地亩当作财产，也不知道一顷二十亩是有多少进项，心想多少珍珠翡翠全变卖了，一张契纸算什么？便找出契纸，交给了徐焕章。知道大爷出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才为如何向大爷交代这一程子的花销犯起愁来。
岂不知，从一开头这件事就是徐焕章和刑部主事等几个人做好了的局子。日本使团来的文书，本就是徐焕章拟就专吓唬刑部堂官的。乌世保听了徐焕章的主意，上堂就哭妈，问什么都不回话，堂官实在为难。大清国以孝治天下，儿子哭考妣，即使在大堂上堂官也无权拦阻。问一堂哭一堂，这官司怎么向洋人交待呢？这时主事悄悄进言，申报犯人得了疯魔之症，压在一旁，等他清醒明白了再行审理，并说洋人问案一向有此规距，断不会与大人为难。堂官乐得顺水推舟，就把乌世保丢在一边了。当初放风说非判乌世保死刑不可，一来就把他关在死囚牢里，也是主事等人作的手脚。不仅乌世保蒙在鼓里，连堂官也不知情。
乌世保在优待监房里只住了两天，就又被提出来仍到一个普通牢房里去。伙食也糟了，牢子也不客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