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些天，段上的巡警来宣布：凡是在北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算起义。在家眯着的可以到登记站报到。能分配工作的分配工作，要遣散的可以领两袋白面和一笔遣散费。那五在街上看看穿军装的八路和穿灰制服的干部，待人都挺和气，就把他从飞机场拣来当小褂穿的一件破军装叫云奶奶洗了洗，套在棉袄外边，坐车上南苑登记站去。登记站门口排了好长队。老的、少的、瞎子、瘸子都有，个个穿着破军装。那五就在后边也排上。好大功夫他才进了屋。屋里一溜四个桌子，每个桌子后边都坐着军管会的人。那五看到最后一张桌是个十几岁的小兵，就奔他去了。
“劳您驾，我报个到。”
“叫什么名字？”
“那五。”
“那个部门的？”
“南苑飞机场，我是国民党空军。”
“什么职务？”
“教员！”
那小兵去到身后，从一大叠名册中找出一本翻了一遍，放下这本换了一本，又翻了一阵。
“你是什么教员？”
“唱戏的教员。”
“归哪一科？”
“没有科，票房的！”
这时另一个桌上有个四十多岁的人就走了过来，上下看看那五说：“一个月多少饷？”
那五说：“管吃管住，一个月两袋面。”
四十多岁的人对那小兵说：“你甭翻了，国民党军队没这么个编制！”又对那五说：“要有军籍才算起义士兵。你不在册。”
那五说：“那么我归谁管呢？也得有个地方给我两袋面吧？”
四十多岁的说：“你教什么戏？”
“国剧！我唱老生。这么唱：千岁爷……”
“知道了，你上前门箭楼，那儿有个戏曲艺人讲习会，他们大概管你！”
面虽没领到，可是摸到了解放军的脾气，这些人明知你是唬事儿，也不打你骂你，那五挺高兴，回家把军装脱了，又换上件棉袍，坐电车奔了前门。
前门对着火车站，人山人海。还有人在箭楼下泼了个冰场，用席围起来卖票滑冰。他好容易才找着道上了楼梯。刚一进门楼，就碰上一个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浑身灰制服又干净又板正的女干部。她问那五：“您找谁？”
“听说这儿有个艺人学习班，我来登记。”
“噢，欢迎，进屋吧。”
原来门楼里还隔开了几间屋子。那五随女干部进了把头的一间。女干部在窗前坐下，让那五坐在他对面。“叫什么名字？”
“那五。”
“什么剧种？”
“国剧，现在叫京剧。”
“哪个行当？”
“老生。”
“哪个班社的？”
“我，我没入班社。”
“那怎么唱戏呢？”
“上电台，也上茶馆。”
“您等等吧。”
女干部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对他说：“我打电话问了老梨园公会的人，没有您这一号啊！”
“我确实靠唱戏吃饭！”
“谁能证明呢？”
那五眼睛一转，立刻说：“我师傅，我师傅是胡大头！我是胡大头的徒弟。”
女干部笑了：“你师傅叫胡宝林吧？”
“哎，就是他。”那五心里直打鼓，他不知道胡大头还有别的名字，这名字是不是他。
女干部又出去了。一会儿领进一个人来，这人也穿一身崭新的灰制服，戴着帽子。那五一看正是胡大头，忙叫：“师傅！”
“哎哟，我的少爷！”胡大头跺着脚说，“如今是新中国了，您也得改改章程不是？可不许再胡吹乱谤了！您算哪一路的艺人呀？”
那五说：“算什么都好说，反正得有个地方叫我学着自食其力呀！”
胡大头说：“您找武存忠去！他有俩徒弟是地下工作者。他们正成立草绳生产合作社，他能安排入。”
女干部听得有趣，忙问：“这位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胡大头说：“他要填表可省事，什么也没干过！”
那五说：“您怎么这么说呢？我不还当过记者吗？”
胡大头顶了他一句：“对，您当过记者！还登过小说呢！”
女干部睁大眼睛问：“真的，登过小说？”
那五说：“登是登过，不过，没写好……”
女干部责任心很强，她虽然分工管戏曲，可是她那机关也有人管文学，就叫那五回家把他的原稿、当记者时的报纸全拿来，另外写一个履历表。
那五一看有缓，千恩万谢出了门。下午就把女干部要的东西全抱来了。他游移了一下，没说那本《鲤鱼镖》是买别人的。万一女干部说那书不好，再说明这来历也不迟。
女干部当晚就看了他的履历，又花几个晚上看了小说和报纸。终于得出结论：此人祖父时即已破产，成分应算城市贫民。平生未加入任何军、政、党派，政治历史可谓清楚。办的报纸低级黄色，但并没发表**文章或吹捧敌伪和国民党的文章，不存在政治问题。小说虽荒诞离奇，但谈不到思想反动。文字却是老练流畅，颇有功底。对这样的旧文人，按政策理应团结、教育、改造。等那五三天后来问消息时，她已和某个部门联系好了，开封信叫他上一个专管通俗文艺的单位去报到。
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招来多少为难事！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
1982年3月1日北京
[注释1]烧刀子：白干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