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秋之交，一天中午，在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寓所里，许广平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今天有远方来的贵客，酒菜一定要准备得丰盛些。不多时，在冯雪峰的陪同下，陈赓和朱镜我两位客人到了。陈赓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师长，刚刚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陈镜我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他们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革命的喜悦气氛。曾经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陈赓和身经百战的革命文化主将鲁迅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陈赓介绍了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中的艰苦激烈的战斗和红军将士在历次战斗中的英勇顽强的精神。陈赓讲得绘声绘色，令人如身临其境，感动泪下。鲁迅听了这些可歌可泣红军英勇献身的事迹深受鼓舞，心情异常兴奋激动，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的曙光。
当时在鲁迅的案头上放着准备出版的两部苏联长篇小说，一部是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著的《毁灭》，另一部是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著的《铁流》。大家认为，如果将红军将士在反围剿的艰苦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写成一部小说，那将比苏联绥拉菲摩维支著的《铁流》所描写的故事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力量要大得多。
“我们希望鲁迅先生能写这样一部小说。”冯雪峰觉得此刻该把这次来的目的和盘托出了。便阐明自己的看法道：“外国的记者和作家如史沫特莱，根据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材料写成的文艺性报告颇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以鲁迅先生的文笔写出红军将士在艰苦激烈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精神，肯定更能高出一筹。我们是中国人，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比外国记者和作家要多，对中国社会的体验要比外国记者和作家要深，无论怎样总可以写得与外国记者和作家不同些。就是不写成小说，写成报告文学也很好，在当前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一定很大的。尤其是鲁迅先生来写。”
“这是有关红军将士在反围剿中英勇顽强献身战斗的油印材料，可供先生参考。”朱镜我适时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递交鲁迅。
“看吧。写一个中篇，可以。”鲁迅接过那些珍贵的材料说。
鲁迅也觉得这确实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如果能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将红军战士的英勇战斗事迹写出来，将红军将士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的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场面展示给国内外读者，也是很有意义的。于是，鲁迅决定以红军将士为主人公来写一部中篇小说，通过歌颂红军将士为缔造一个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前仆后继去战斗。
但是，鲁迅一直没有写这部小说。他觉得自己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作为写现实题材的小说很难造成创作的真实感，不用说真实人物的鲜活个性表现不出来，就是战争气氛也是不可能写好的，和绥拉菲摩维支写《铁流》不同。绥拉菲摩维支曾经在军队中工作过，对战争情况和将士生活都很熟悉，小说中所描写的战役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和其中的主人公原型谈过多次话，而且还到自己生活过的战地去作了实地调查，对小说题材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习俗等都是非常熟悉的。
鲁迅所处的环境是极其恶劣的，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跟踪，时刻都有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和工农兵相接触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使他失去了写这样一部小说的一些必要条件，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硬写，也可能写出一些战争的气氛，但由于无法写出红军将士真实的内心世界，所描写的人物的面貌将是苍白的模糊的，更不可能成功地塑造出红军将士的典型形象，因而不可能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他未能实现写一部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中篇小说的计划。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鲁迅作为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然，鲁迅在能够写小说的时候也并不是不想写小说。除了上面说的他有一个写一部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中篇小说的计划之外，后来，他还有一个写一部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的长篇小说的计划。
但是，在中国人民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年代里，在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獗、社会上封建腐朽的毒孽及文坛上反动虚伪的势力的黑暗社会中，在国难严重日甚、环境十分恶劣条件下，对于鲁迅来说，杂文是他的最锋利的武器，更适合于他的战斗，他自然继续向杂文方向发展。作为战斗武器，鲁迅的后期杂文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