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 ，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 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 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 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 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此生或彼生”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 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亚”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 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 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 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 。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 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