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 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 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 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 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 》,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 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 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 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 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 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 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 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 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 。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 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 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 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大雪纷飞”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 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 ,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 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 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 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小童挡驾”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 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 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 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 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 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 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