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勖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
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
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
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1893年2月16日）
致康有为书（一）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1899年夏秋）
致康有为书（二）（节录）
一、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
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嫚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从。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1900年4月29日）
致康有为书（三）（节录）
办事之难，万方同概。先生前来书，以南洋人易摇动不可恃，谓弟子好运气，处处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辙耶。以表面言，则先生之受欢迎，或尚过于弟子；至其内情甘苦，此间殆亦不让南中也。即如款项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处可大得手，而岂意尊处反日待此区区之款，为荆聂计耶。
弟子等在此间日日下气，柔色怡声，以敷衍种种社会之人，真有如所谓公共之奴隶者。然问其有益于办内地实事者几何？又有益于该本埠之社会改良者几何？清夜自思，真觉不值，厌倦久矣。徒以既来此地，岂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狮子搏兔之全力，穷精敝神于此间，至可痛亦可怜也。不宁惟是，且担受一虚名，如近日港沪各报纸，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虽自问不愧，无恤人言，而所谓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与窃窃私议，议之久而心滋冷矣。
而我辈亦实未能做成一二实事，足以间执其口者，则诟詈之来，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但今未得其地耳。
弟子革论所以时时出没于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责其流质，斯固然也，又乌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铤而走险之路者耶？昔唐绂丞之死，死于是，弟子自计将来其亦必死于是而已。阅世既多，厌世念自起。畴昔常以此责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与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樱田之事，弟子以为舍钱买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非谓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现在所谓林侠者，弟子未见之，不能断其人，而何以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然则此等人供养之，果能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岂犹未尝透耶？日日下气柔声，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故弟子常与勉、云等言，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故用钱以购人之死力，此最险最拙之谋也。今先生所供养之人，或与前此不同，而弟子则入世愈深，机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等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面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先生于意云何？
今会款若先生移以办秘密，弟子亦不能强争，但弟子等真益无面目见人耳。先生责弟子及勉专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间之苦况何如耳。日劝人入会，人问会款作何用，无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尽人而语也。而新开会之埠，新入会之人为尤甚。革义既不复言，则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学；且欲为将来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责，乌知乎非用此名，将此区区数千金之会款，恐亦难收集耶！
先生观各处汇款来之书，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处如此欢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运动彼等亦只能以学校报馆等事，而秘密费一无所得。人情不甚相远，先生亦可以会此间甘苦矣。今公学事由公使领事及各会馆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兴学之款，果有实际能移若干于广东，同则会款移为他用，似尚易为，不然恐无以对人耳。但此区区之款，无论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气脉，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气结。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与夫子大人书》）
（1903年11月18日）
致康有为书（四）
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皙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皙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
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皙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沈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所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
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袁、端、赵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拟戴醇王为总裁，泽公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
（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
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皙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皙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
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亦今日万不可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拚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仅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而万不能扩张，必败而已。故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若能然后能广收，则真不可不熟审也。
凡愈有才者，则驾驭之愈难，然以难驾驶之故而弃之，则党势何自而张？不宁为［惟］是，我弃之，人必收之，则将为我敌矣。前此我党之不振，职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驾驭之故，虽收列党籍而不为我用，则又何为？此前此所以不敢滥收人也。但弟子以为今日之情状，稍与前异，内地所办之事，一不涉军事，二不涉商务，故不至缘财权而召争竞；不缘财权而召争竞，则惟有政见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标党纲，同此主义者乃进焉，否则屏绝，则此亦不起争端，故虽多收人才，当不至生葛藤也。
写至此，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皇会改名事既已宣布。
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又报告文及章程，属登《新民报》中，窃以为此文及章程万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体制，不过会中之布告耳。（章程体制当如会中宪法，然所以定一会之组织法也。）此不必论。
其报告文则弟子有大不谓然者：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报告文全从先生本身立论，此必不足以号召海内之豪俊也。夫结党之宗旨，必欲收其人为先生之党，此何待言；然有其实，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获其实。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标此主义以号召天下，天下之人悦先生之主义而来归焉，则党于此主义者，即其党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则自以为先生之倡此主义而党先生也，非以主义由先生所倡而后党此主义也。因先生倡此主义而党先生，则其言曰某人倡此主义，吾亦同此主义，而因相与为党耳。而在此主义之中，其可以领袖统率者，舍先生无他人，则虽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哲子、观云辈所以不能不相谋拥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报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先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皙子之信，则东京即［暨］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1906年12月）
致康有为书（五）
夫子大人函丈：
方驰昨笺，旋损今翰。写途旅，则鲍明远之古树寒蓬，商略身世，则邱希范之莺飞草长，行路闻之，犹将感叹，而况弟子弱岁奉手，半生同患，自非木石，能勿恻衋！
入冬以还，念我土宇，伤心如捣，虽复老莱午彩，强为欢笑，北海倾尊，闲杂戏谑，及至群动暂息，独居深念，未尝不怫郁激发，日求自试，构象索涂，累宵不螟。盖闻蒙弗忘视，跛弗忘履，矧以盛年，久盗时誉，遘兹厄会，为世具瞻，岂其偷葸而思自绝，委舆诵于草莽，惮拯溺于援手者！然而上察天时，下审人事，静吉作凶，信而有征，安得不循素位居易之训，守潜德无闷之戒。
夫任天下者，常犯险艰固也；然九败而冀一成，艰可靡恤，摩顶而利天下，险可毋避。若乃湛渊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而云效忠，智者不为，仁者亦不为。夫以本初健者，城府森峻，自谋最工，好臣所教，岂其护足，智不如葵。而乃欲与狐谋皮，遏猱缘木，安由心倾，但取齿冷，子胥近札，可为信谳，斯所未喻一也。又以河北诸将，保塞群酋，眷恋旧冠，不忍苴履，思运臂指，俾为扞城，然而一哄之怒，抟沙以散，附循非素，背水谁与，欲以见放湘累，坐谭西伯，拟尼父之应肸召，慕刘季之夺信军，斯所未喻二也。旧朝典军，一二狂童，羊狠狼贪，为国妖孽，三冢磔蚩，千刀F莽，匪惟众怒，实亦私仇，今欲有事于北，势且必与为缘。就令收迹弛之用，能范驰驱，何忍以倾城之姿，自蒙不洁？况乎赵帜一建，举国皆敌，内则冢中枯骨，作魑魅之喜人，外则江东狮子，承群盲而吠影。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三也。龛暴略地，保境待时，关右窦融，钱唐武肃，本为上计，无俟烦言。然熏兹丹穴，既有待于臣佗，就彼黄金，复难期于五利，虽公孝坐啸，或不远嫌，而付奕钱神，空劳箸论。说食云何得饱，作茧只益自缠，斯所未喻四也。夫拯大难者不徇小节，怀远猷者不辞近怨，苟保大定功，于物有济，即粉躯隳誉，义犹当为。然自孙权坐大江东，吕蒙非复吴下，器械之利，彼此共之，怠奋之形，相倍犹未。岂得以如陵之甲，狎彼制梃！正恐睹愈风之檄，从此倒戈。既势绌于攻心，终技穷于画足。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五也。且可静而不可动者，民情也。可乘而不可抗者，时势也。十年以来，人咸思汉，百日之内，运转亡胡。既非一朝一夕之故，又岂一手一足之烈？吾党夙怀投鼠忌器之忧，因乏遘螫断腕之勇，脱移突之见纳，信补牢之可期。今事势既移，前尘成幻，匪直留此虚器，不能已乱，正以悬兹射的，益用奖争。就令北方之强，可贾余勇，南风不竞，所至丧师，然攘臂者遍闾左，辍耕者阗陇畔，乃至备炊争歌小戎，国殇半为汪锜，嗟此血肉之躯，孰非羲轩之胤。其愚固不可及，在义乃所当矜。岂以害马之在群，而谓禽狝为当理。夫吾徒所志，宁非靖乱，靖之以致，乱且益滋。更阅岁时，伊于胡底！两虎同毙，渔入利焉，斯所未喻六也。
综诸大理，还观我生，既未容铺糟啜醨，又安可扬汤止沸？故乃闲事文酒，毋以不乐损年。重理丹铅，庶几明夷待访。岂云巧避，盖多苦心。茹荼疗饥，匪求人喻。抱璞丧胫，终不自悔。今兹我国，譬彼中流。若豆剖终见，瓦全无冀，则吾侪虽欲焦头烂额，为事已迟。亡国之罪，当与旧朝君相新军士夫共分之。若幸借君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涂。错节方多，索绹宜亟。此弟子所兢兢自勉，而欲与函丈共之者耳。若承迈往之诚，怵后时之戒，斯固心义，岂敢窃诽。惟揣驽骀，不任驱策。趋舍异路，怆悢何言。穷岁逼迫，而端交集。荒园易主，绕树无依。暂寄修椽，月日而已。吾师便赁庑箱根绝顶，管领湖山，亦得少佳趣，但苦细弱重累，虑难移巢相就。睽孤多感，我劳如何。尊札已命儿曹写副，分际君勉、孺博，想同兹恻恻也。
腊不尽十日。弟子启超皇恐上言。
（1912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