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屈原的身世大略明白了，第二步要研究那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
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这首创的地位？第一个问题，可以比较的简单解答。因为当时文化正涨到最**，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
内中如《庄子》、《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著文学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第二第三两个问题，关系较为复杂。
依我的观察，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象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象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
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
屈原有多少作品呢？《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据王逸《楚辞章句》所列，则《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尚有《大招》一篇，注云：“屈原，或言景差。”然细读《大招》，明是摹仿《招魂》之作，其非出屈原手，象不必多辩。但别有一问题颇费研究者，《史记·屈原列传》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太史公明明认《招魂》为屈原作。然而王逸说是宋玉作。逸，后汉人，有何凭据，竟敢改易前说？大概他以为添上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与《艺文志》数目不符；他又想这一篇标题，象是屈原死后别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给宋玉。
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然则《艺文志》数目不对吗？又不然。《九歌》末一篇《礼魂》，只有五句，实不成篇。《九歌》本信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礼魂》五句，当是每篇末后所公用。
后人传钞贪省，便不逐篇写录，总摆在后头作结。王逸闹不清楚，把他也算成一篇，便不得不把《招魂》挤出了。 今将二十五篇的性质，大略说明：
（一）《离骚》 据本传，这篇为屈原见疏以后使齐以前所作，当是他最初的作品。
起首从家世叙起，好象一篇自传。
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传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
（二）《天问》 王逸说：“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我想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为“先王庙”不应在偏远之地。这篇体裁，纯是对于相传的神话发种种疑问，前半篇关于宇宙开辟的神话所起疑问，后半篇关于历史神话所起疑问。对于万有的现象和理法怀疑烦闷，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
（三）《九歌》 王逸说：“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这话大概不错。“九歌”是乐章旧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这十篇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
（四）《九章》 这九篇并非一时所作，大约《惜诵》、《思美人》两篇，似是放逐以前作；《哀郢》是初放逐时作；《涉江》是南迁极远时作；《怀沙》是临终作。其余各篇，不可深考。这九篇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
（五）《远游》 王逸说：“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秀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我说：
《远游》一篇，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表现。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
（六）《招魂》 这篇的考证，前文已经说过。这篇和《远游》的思想，表面上象恰恰相反，其实仍是一贯。这篇讲上下四方，没有一处是安乐土，那么，回头还求现世物质的快乐怎么样呢？好吗？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Goethe：Faust）剧上本一样，《远游》便是那剧的下本。总之这篇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
（七）《卜居》及《渔父》 《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意味甚为明显。
